《國家為什麼會失敗》讀後
首先摘要一下我對這本書核心概念和論証過程的理解，後面再寫一下對這個理論的思考。
這個理論體系想要回答的問題就是如標題寫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成功？作者的結論是：政治與經濟的制度是主因。在這個體系裡，政治權力分為中央集權的政治與分散的部落分治。針對擁有中央集權的國家，再區分兩大類制度：廣納式與榨取式。廣納式的制度人人有機會在各個階層間流動、榨取式則是僵固無法撼動的階級、由一小部分的菁英和廣大的被榨取群眾所組成。政治上的廣納對應於議會以及民主制度，經濟上的廣納對應於私有且被政府保障的財產權以及開放的自由競爭市場；榨取則為制度設計上，讓小部分菁英把持（世襲）的政治權利與經濟利益*。
結論其實也是顯而易見的：有中央集權的國家才能擁有保障財產權和自由市場的廣納經濟制度，廣納政治制度才能包容廣納經濟制度所帶來的競爭和潛在的破壞式創新，而這兩者是國家經濟會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不會容許破壞式創新，因此無法與廣納經濟制度長久共存；榨取式的經濟制度需要有榨取式的政治制度為基石。而剩下的選項：榨取式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因缺乏創新和競爭且充滿限制，大多數人沒有增產的動力以及創意的發揮空間，導致整體發展低落、少數菁英劫掠大部分經濟分配的結果，此為失敗的國家。這樣的制度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技術、經濟條件大幅落後時，政府的發展方針執行力可以將資源集中於有發展潛力的方向上，促成高速的短期成長。但在這些發展方向上達到飽和後，因為缺乏破壞式創新，再加上資源的低效運用，再度跌回至失敗國家的陷阱。
這個理論體系除了點出國家失敗／成功的關鍵因素 — 制度，以及什麼會造成成功與失敗之外，更重要的是從歷史發展中，歸納出什麼樣的條件能致使成功／失敗的制度在國家產生，導向國家的成功／失敗。從這些論述過程，大概可以推知這個理論體系是建構在歐洲中世紀到工業革命、美國、美洲殖民史上的觀察結論。裡面最詳細的論述是在兩方面，一方面是探討什麼樣的原因導致歐洲內部的東西歐分岐、西歐內部的英格蘭崛起；另一方面是探討不同的殖民制度和方式導致美加於拉丁美洲的迥異命運。可榨取的天然、經濟作物與人力資源可得性塑造了殖民地不同的發展；在重大突發事件（如黑死病）後，些微的制度與權力分部差距配合隨機因素，造就了歐洲不同地區往不同的制度、用不同的速率漂移。再把這樣的分析方法應用在其他地區，包括（依詳細程度）非洲、南亞、大洋洲、東亞及東南亞，作為理論完整性的驗証。最後一章更提出了基於此理論體系對中國發展及其他開發中國家援助／民主化制度建立的評論。
以上是對本書理論體系的整理。接下來是我對這個理論的一些思考。
廣納與榨取與產業類型的關係
從本書敘述的成功國家經驗觀之，工業及其對應的商業貿易發展似乎是製造足夠多有經濟甚致部分武力的資產階級來與政治菁英／貴族爭取廣納政治體制的必要條件。如果與《大分流》的分析合起來看，在《大分流》中創造工業革命條件，串起美洲殖民地、歐洲及東亞的貿易圈，在菁英階級對貿易的利益掌握不足的情況下，先製造了足夠的資產階級，而後的光榮革命才有成功的機會。只有農業和部分初級手工業在有限的貿易圈裡流通的世界裡，不足以產生足夠的資產階級來挑戰榨取制度裡的菁英。另一個我的猜想是在農業為主的世界裡，廣納與榨取的經濟制度創造不了太多財富的差距，而在這樣的條件下榨取的經濟制度才有辦法建築足夠的武力自保與征服更多的土地來維持政權，相對的廣納性的制度就算有出現也很容易被消滅。
西方的古代制度與技術的侷限性
早在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裡，政治制度分析就有基於﹂多少人統治」、﹂多少人受益」為基礎的分類，而這樣的思維模式應該也是本書理論的思想源頭。而從希臘的城邦政治到古羅馬帝國的發展，可以發現廣納政治在統治範圍加大，征服行動增加的時候就難以有效的運轉，包括決策機制、征服的利益分配都會出現問題。所以（部分）公民分享政治權力的結構才雅典可以運行、羅馬初期也勉強可以維持共和制（但元老院和行政官的產生範圍已有部分菁英統治的跡象出現），但在擴張持續之下終就轉向帝制。主要的限制條件應是通訊傳播技術的不足：直接全公民參與因而受限於人數地理條件，類似代議的元老院一方面制度不夠成熟，另一方面也沒有足夠的技術條件實現代議的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古代政治制度裡，政治秩序似乎比較傾向由上而下的建構：從﹂由誰統治」出發而建構起的體制，從希臘城邦的全（公）民統治、到羅馬共和的菁英主導、到屋大維確立的帝制、羅馬帝國崩潰後中世紀的封建，大多以統治者 — 被統治者這樣兩點的結構為單元建立，亞里斯多德的分類也是基於這樣的基本結構。
中國古代制度的特殊性
本書對中國的描寫相對是比較少的，這邊想用其他的資料來放到這個體系裡討論一下中國古代的制度。
首先是中國社會結構是由儒家思想奠基的，從家庭、家族、鄰里一直上疊到國家（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這種結構的表現。以親屬（家庭）關係為基礎的單元向外擴張組合層疊，構築出整個國家的體制，然後基於親屬關係把制度和分工填入這個結構裡，這是比較傾向由下而上建構的體制。而內部結構也由於親屬關係的複雜性而比單純的統治──被統治有更錯綜權力與制衡關係。在從封建往郡縣制發展的過程中，因為政權的合法性仍是用儒家思想為基石，導致制度設計上有家庭／鄰里混成再上疊成中央／地方的分權分工，秩序的維持也是變成儒家道德配合法律治理的手段。
相對的歐洲傳統的政治社會結構從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開始，到霍布斯的《利維坦》、洛克的《政府論》等，都有”人是因為群居生活有好處才組成社會”的這種隱含交換／契約的概念存在，然後構建出統治 — 被統治的關係。而這樣的概念也比較可能賦予統治者剝削的能力且論証榨取式系統的合理性，像利維坦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但中國基於家庭為基本單位，向外擴張而組成國家的結構，在封建制度的上下階層間、在中央集權的官僚系統與王權間，都較有內建的制衡結構。這種基於傳統與禮法的制衡當然是比不上現代政治的分權與民選，但相較於古代歐洲的政治體系，中國對王權的制衡應是較強的。
再來，中國這種結構在古代的技術條件下，相對是一種比較有延展性也趨相穩定的結構，於是可以較早也較長時間的建立並維持中央集權在幅員廣大的土地上進行統治。但也因為技術條件的限制，皇帝必須仰賴中央與地方官僚體系的合作才能有效的進行統治，而這樣的依賴關係也加強了官僚體系制衡，限制了政治菁英對底層人民經濟榨取的能力。在《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這本書也揭示了中國王朝的循環。王朝開創之際都有承續前朝並加以改進的稅制，中央政府也遵循這樣的稅制維持財政，在此狀態下是常見的太平盛世，民間生產力也的確自然上升，較相近於本書的廣納式經濟催生的成長而非榨取式的成長。但當王朝開支因為軍備或冗員上升，而想要對人民進行更多榨取之時，往往無法實際執行，反而引向王朝覆滅。在《哈佛中國史4：宋的轉型》中提到，中國皇帝以中央集權形式統治廣大國土所需的政治同盟，從漢朝的舉薦制產生的門閥士族，在唐朝科舉制度創設後，在宋朝深化為士大夫階層與皇權共治的制度。這個改變其實就是有限度的在政治制度上從榨取轉型為榨取與廣納混合的制度：王權仍是絕對的，但與王權分享政治權力的團體是人人都有機會加入的。當然也不是中國皇帝天生佛心或對現代廣納性政治的好處有預見，而是因為隋唐在前有南北割據、後有安史之亂情況下，門閥士族日漸沒落，皇帝需要另尋政治同盟，才開創且深化了科舉選官的制度，創造了士大夫的階層。
所以中國古代的制度，在政治與經濟上其實都是達成了比歐洲更穩定的廣納與榨取混合的制度，可能也因此較難發生歐洲那樣從榨取往廣納漂移的轉型。
*這邊挺有趣的是榨取的制度五花八門，但廣納的基本上都可歸納到同一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