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與鍾曉陽，老上海與舊香港

把時代的光景與滄桑，在一段段愛戀、家族、親友關係裡映出；把整個世代的流轉，投射在大大小小人物的生命裡；用角色的桎梏，隱喻城市集體記憶裡的失落與無奈。也是要上海與香港，才能投影出如此的絢爛與悲涼。

鍾曉陽的《遺恨》裡，從小說開頭的門第身份落差伊始，隨著跳耀在不同個體上的愛情推展，自依稀的幼時回憶、若有似無的依賴、深化到相戀、贖罪以至背叛、昇華到相惜相守，逐步揭露糾結在不同世代與家族間、如蠶繭般勒住所有人、那些走了鍾變了調的關係，層層密合著把純真、青澀、迷惘、苦澀的感情，嚴嚴實實的壓上了宿命的桎梏。也許這是屬於一種殖民地式的悲涼。面對著現實的無奈，溯本追源後找到的是一個自己從不知曉、也沒有參與，甚至是隔著一個世代的因，種下了今日的果。遠在印度的鴉片種植、在廣東的禁煙銷毀鴉片、中國戰敗後的一紙合約，決定了香港的命運。

遺恨

張愛玲的上海又是另一種悲涼。就像《紅玫瑰與白玫瑰》的振保，情感在外邊裡流轉交迭，卻又被家族與安身立命的枷鎖鉗上。這樣的舊靈魂游盪在新世界，或許在隱喻著上海在紅燭窗櫺雕畫間站在灘頭堡的位置迎來的新時代，一腳還踩在舊秩序裡、一腳卻踩上了新軌道奔馳之際，湧現的無奈、失序與徬徨。

很喜歡張愛玲和鍾曉陽小說裡其中一種寫法：被觸動的關係、情感轉折描寫常常渲染在背景或物件上，很像侯孝賢或是枝裕和的電影裡常出現的，長鏡頭盯上一個背景或物件的氛圍：讓這些情感的轉折、迸發或消散，在畫面從人物身上、心底轉開後定格，隨著時間滴滴答答的流走，融化於景物間。於是書寫的人物、城市的實體和它所承載的集體記憶的邊界消融，時代的傷痕寄喻於故事裡，但故事裡有血有肉的靈魂也映照出不可逆的歷史洪流下，用相依相戀的眼光，回望救贖與合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