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對美國憲政體制與對外關係的衝擊
原文刊載於《蘋果日報》論壇版
（標題改回本來自己下的）
距離美國大選僅幾星期，感染武漢肺炎並住院的美國總統川普，在各民調仍落後的情況下，日前曾拋出震撼彈：不一定會承認選舉結果。在美國這種成熟的民主國家，這種發言當然引起一片譁然，但弔詭的是，如此反民主的言論無法讓川普的基本盤改變投票意向，支持度分布並無顯著改變。再望回先前的退出各種國際協議／組織的言論與舉措，台灣應該怎麼解讀與因應美國這些內部體制與對外關係的新變數？
美國人傳統上對自己的憲政民主制度極為自信，許多政治辯論上都常聽到對開國先賢創設制度的推崇。除了川普對於選舉結果的發言以外，檢察總長近期一連串介入總統友人與合作對象的調查案件，都引發對司法調查獨立性的許多質疑。政權的和平轉移、司法調查獨立、利益迴避等都是民主政治極為重要的基石，究竟為什麼有為數眾多的美國人可以忍受對他們引以為傲的制度如此嚴重的挑戰？安德森教授在《想像的共同體》裡對民族主義的詮釋可以提供一個思考的方向：民族主義一定程度上具有宗教的性質，回應人們對於意義與永恆的追求。
近年來歐美的反移民風氣與民族主義自然脫不了關係，在美國因為製造業採礦業的衰落與日益增大的貧富差距，對於部分美國人而言，民族主義的內涵從廣納包容、人人可實現美國夢，慢慢轉變成白人至上、回復往日榮光、仇視移民與敵視外國的排外情緒。由於民族主義所具有的宗教性質，自然提供了其超越對制度、對民主憲政信任的力量。川普只要持續許諾「讓美國再次偉大」以及堅持對移民的強硬政策，對於民主憲政的攻擊變成只是次要的問題。
這樣的民族主義也外溢到了國際關係上，好處是敲響了對中國擴張的警鐘，但基於排外心理而採行跳過國際組織／合作／制度的政策，卻是製造危機隱患多於解決問題：包括懲戒中國的行動如退出WHO（世界衛生組織）、貿易戰等，退出《伊朗核協議》，對歐盟及加拿大產品徵收關稅。這些政策除了實質上造成雙邊傷害卻無助協議推行外，在民主國家亟需仰賴美國組織制衡中國擴張之際，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調查世界對美國的好感度竟然持續下降，為合作埋下極大隱患。
在針對中國的防堵政策，除了禁用華為基地台取得不少國家降底對華為依賴度的共識以外，不管在貿易戰、切斷華為供應鍊、退出WHO等相關行動上，其他國家大多是沒動作、被動的遵守而非主動進行制裁或行動。台灣雖然輿論對美國針對中國的行動大聲喝采，所幸政府的實質行動上仍與其他國家較為相近：在去年美國對華為斷供後，聯發科立即補上成為華為供應商；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迄今並沒有隨著中美貿易戰而改變，政府目前未說不續簽；疫苗的採購上加入的仍是WHO主導、美國沒加入的COVAX（武肺疫苗全球購買計畫），並沒有專注於向美國採購；也不因為美國高官接連來訪而冒然提出建交。
台灣近年被激發的民族主義以抗中、親美追求獨立為精神主軸，剛好搭上美國懲戒中國這一波行動而大受鼓舞，主流民意因而成型。但與美國不同的是仍以宣傳與選舉策略為主，政府在施政上並沒有真正相應的大動作實踐。
長期來看這的確是較為穩固的選擇，美國這種由民族主義催動的傾向，對內的憲政體制、對外的國際關係及形象都造成了極大的衝擊，能否成為穩定而持續的政策仍然需要進一步的觀察。此際參照其他先進國家，採取觀望與被動配合，而非跟隨美國主動出擊抗中的策略是較為理性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