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還看紙本書
在《我與狸奴不出門》這本書裡，看到了寫紙本書在資訊時代的這篇文章：<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做一個沒用的人>
裡面好多句話都好貼切，對於我這樣每年要搬半箱中文書回來美國讀的人。跨海十幾個小時飛航的距離，電子書應是我最感謝的科技。然而至今我用上它的時候卻是屈指可數。
“幾年來大家反覆談論各類出版品（把括書藉與紙本媒體）的瀕死經驗，與其說是無垠膨脹的線上空間將書物碾到了牆角，我的猜想，更近於書的﹂符號／紙張／知識或訊息」三位一體的結盟意義，徹底被介入、被解散了”
書藉／報章雜誌也是被半導體／資訊科技解構的物件之一。用紙張為媒介的訊息傳遞，遠比不上任何手持電子裝置來的快捷與便利。若把資訊擷取效率做為效用函數，在電子裝置頭也不回的升上太空之際，紙張仍然在地表的小丘漫步徘徊。網路、儲存裝置、以廣告為營利基礎的平台一如千百個無形無狀的勞動力，在閱讀器的背後收藏、搬運、傳遞、篩選著資訊。相較起來，紙本的報章書藉，在它上了書架的瞬間，所有的資訊流動於此刻靜止，內容、存量、更新，不再有空間竄動。
然而這正是我仍鍾愛紙本書藉的原因之一。資訊流動的便利性也暗示了巨量的多元性，以及資訊迭代的浮動性，然而在這瞬息萬變的世界裡，或許仍然需要一個角落，用著限縮的視角、盯著那靜態恆定的素筆勾勒。網路資訊可以不斷更新、電子書閱讀器庫藏量幾乎無限；然而紙本書是有邊界的，書裡的內容就從第一頁翻到最後一頁那麼多而已，也不能看到了這一段、突然想起什麼，又跳到了下一本書、另一個畫面。因為少了網路、搜尋、資訊饋送(feed)，紙本書的世界裡少有資訊過載(information overload)、環境/內容切換(context switching)的問題。
我的猜想是人的腦和心靈對資訊的處理能力是有限的，於是愈快迭代、愈巨量的資訊，愈會稀釋對它的處理配額／時間。而有些資訊需要的處理配額／時間是比較多的，像是系統性的知識、情境感官的想像、意識情感流變的承載符號等。
“有些文字在紙張上風致具足（特別是小說），轉印到營幕裡，就似乎有種剔透折射玻璃般的光質，被清潔劑洗去了…”
文字／資訊做為情境感官、意識情感流變敘述的載體，有其獨特性、也有其侷限性。若這個侷限性是用讀者的意識去重建補足，這些意識可能也會依附在經驗中伴隨的感官上，例如印在紙上的字、例如刷刷的翻頁聲、例如捧書在手的觸感。若代換上冷冰冰的閱讀器，那些溫暖厚實的紙本所承載的閱讀意識與經驗，似乎至此消散。
文字做為普遍資訊的載體是個現代社會的表徵，但其實在前現代的社會裡，文字不僅是資訊傳遞的符號，更是嵌入社會、階級以至於宗教信仰的符碼。在中國尤其明顯，以科舉取士、宋朝以來為了鞏固皇權重文輕武的官僚體系都加深了文字內嵌於社會階級的意義。而常民對透過識字以企及社會階級流動窄門的渴望，也間接使文字做為符碼外擴至民間信仰中，流露著對文字的崇拜以及宗教性力量的依附。在這本《躁動的亡魂》裡，在太平天國內戰中突顯的文字、社會秩序（階級）與民間信仰的互動有詳實的考據描述：
而作為這樣多重意義承載符碼的文字，其對物質的依附就為不可或缺：文字與紙結合才能承載著這種意義。這樣的意義承載，也許到了現代社會就轉變成了對書、書店、閱讀的咖啡／茶館、房間一種布爾喬雅式的想像。然而這種對社會秩序變遷前的舊時代眷戀緬懷，當技術再進一步超越社會秩序時，另一種不合時宜的侷促慢慢浮現。
“大概我還是舊人。我總是想像每一本我喜愛的文字是一匹匹真絲上有金銀繡，嬌貴得很，又脆弱不實際，大家早就穿舒適便宜的化纖，只有它們在走廊末端的房間自己疊合著自己；但當我在那個千百倍速的世界跑到太累太熱，那種疲倦，那種空洞無心，那種沒用的汗如雨下，我就把自己反鎖回那個房間，裡面空氣清凝碧冷，光線片片削著牆面，絲緞也紛紛地展開了，一層一層把我裹成餡酥酥地像一尾腐皮捲。”
黃麗如的文字我就是喜歡這點，好多無以言喻的感覺在她的筆下都形象化了起來，像這邊的“一層一層把我裹成餡酥酥地像一尾腐皮捲”寫實了對紙書本眷戀的詩意與陳腐味，或是
“其實誰也知道溫白水對你最好,誰不知道。可是你總會碰上一個舌根艱苦的日子吧，總會碰上一嘴焦土的日子吧，若佛口佛心，不冷不熱，無可能鎮壓。也談不上飲鴆止渴地步，只能說，有時斬妖的必須是魔。”
自從讀了這句後，工作壓力大甜食一直吃的時候，它就彷彿護身符一樣，合理化了口腹之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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